大众媒介扩张与个人表达安全

　　——对“中国当代文学垃圾”事件的个案分析

　　肖鹰

　　自2006年12月11日凌晨开始，西南某报的一篇报道《德国汉学家称中国当代
文学是垃圾》，在不到一天中被国内上百个大媒体连番转载，引发了一场席卷中
国媒体的“垃圾”龙卷风。在气象学上，有一种“蝴蝶效应说”，即指一只巴西
亚马逊河流域热带雨林中的蝴蝶，扇动几下翅膀，两周后，可能在美国德克萨斯
州引发一场龙卷风。然而，这场“垃圾”龙卷风爆发之迅猛、扫荡之广大，实在
是“蝴蝶效应说”所不能解释的。“蝴蝶效应说”的发明者是美国气象学家爱德
华·洛伦兹，他用这个比喻性的说法表达他的混沌学理论。我相信，90高龄的洛
伦兹如果追求学术时尚的话，他很可能改用我们经历的这场“垃圾”龙卷风来喻
示混沌学理论，形象地将之称为“大众传播垃圾效应”。

　　这场关于所谓“德国汉学家称中国当代文学是垃圾”的新闻超级龙卷风，在
一日之间，让中国的普罗大众知晓了德国汉学家顾彬教授“炮轰中国文学、称中
国当代文学是垃圾”。我在过去的一周内，通过网络追踪考察了读者的反应，我
发现，无论是表示支持顾彬、还是反对顾彬，几乎所有读者都确信顾彬是这个
“垃圾说”的始作俑者，没有人质疑这个报道的真实性。然而，事实的真相却是，
重庆某报的这篇报道歪曲了它转载的“德国之声”的报道《德国汉学家另一只眼
看中国现、当代文学》中顾彬的观点和话语，它将顾彬指摘近年三位流行女作家
的作品“是垃圾”，无限放大为“顾彬称中国当代文学是垃圾”，并且加上了
“炮轰中国文学”的导语。

　　但是，在事件开始的两天，没有人顾及到事件的真相。《德国汉学家另一只
眼看中国现、当代文学》一文，在大陆使用“Google”可以很简便地搜索到，转
载“垃圾说”的主流媒体和在媒体上发表回应意见的读者都没有意识到搜索这个
原报道的必要。也许，普通读者对媒体的追随和轻信是可以理解的，但是，令我
深感遗憾的是，对这个事件公开发表意见的学者，同样表现了对媒体的追随和轻
信。南方一位颇有影响的青年批评家，12日在自己的博客上发表《我不同意“中
国当代文学是垃圾”一说》一文，开篇就表示“我当然是不能同意这种粗暴结论
的”；一位年高望重的北大教授，接受西南一家晚报采访，听完记者电话中的
“简单讲述”后表示：“顾宾（彬）的观点太过于片面，完全是妄下结论”。这
两位学者，一长者、一青年，在当代国内学术界均是有不凡影响的知名学者，以
他们的学识和敏锐，当不至于如此轻信媒体舆论，而事实如此，确是令我遗憾而
且惶惑。

　　顾彬是一位有30多年汉学研究史的国际著名的汉学家，他研究的主要领域是
中国文学。关于中国当代文学，顾彬在其著作《20世纪中国文学史》中有专章论
述，并且先后在上海社会科学院（2004）和中国人民大学（2006）做了《21世纪
中国文学状况》的讲座，集中阐述了他对20世纪后期以来中国文学的观点。如果
我们要就中国当代文学的评价问题与顾彬对话，应当首先阅读和分析他的上述文
献，才能做到有的放矢。现在的情况却是，我看到的学者们针对顾彬的发言，不
仅不阅读顾彬的著作，甚至不阅读直接采访顾彬的“德国之声”记者的报道。按
学术规范来讲，对学术观点的回应，应当以学者的文本为根据，然而，在大众媒
体的扩张环境中，我们的回应却直接凭据媒体的报道而缺少必要的质疑意识。这
个现象让我深切地感受到，大众传播媒介的全面扩张，不仅改变了我们日常生活
对信息的接受方式（渠道），而且也在改变我们学术活动的方式（渠道）。进而
言之，我们已经进入媒介化生存。麦克卢汉曾说媒介是人的延伸，反过来，我要
说，人是媒介的延伸。这两个方面的统一，就是媒介化生存。

　　这个“垃圾”事件，在一周的狂飙运动之后，已接近于尘埃落定了。如果我
们要对之做一个检讨问责，谁当受责呢？是那位“别出心裁”地炮制了这个“垃
圾”报道的年轻记者吗？我想一般读者从这场“大众传播的垃圾效应”的热闹中
抽身出来，都会回头向这位聪明而又可怜的记者投射愤怒的“石头”。然而，我
们就此又必然面对耶稣的“惩罚妓女悖论”：谁是清洁的，谁就可以向这个不洁
的女人投出他手中的石头。这个“垃圾”报道之所以在一天之间引发超级龙卷风，
并不是因为它比亚马逊河流域的蝴蝶有更强劲的翅膀，而是因为我们身边的文化
气候以几何级数增长的倍数给予了它强烈的回应。本月十四日，在事发之后的第
三天，大陆网上已经可见到“德国之声”的新报道《顾彬：重庆报纸歪曲了我的
话》，在报道中发表了顾彬致报社的电子邮件，他明确表示：“那家重庆报纸显
然歪曲了我的话。我肯定说过，棉棉等人的作品是垃圾（‘垃圾’二字是用中文
写的），但对中国当代文学整体我没有这样说。”但是，我没有看到曾经对顾彬
发表声援或声讨的读者回应这个报道，更值得注意的是，曾经基于那个“垃圾”
报道的内容发言的几位知名学者，也没有再表达反思自己意见的言论。

　　我认为，大众媒介的扩张，对于我们的文化生活具有双重意义：一方面，它
赋予社会公民在信息表达和信息接受中的双向平等和自由；另一方面，它又使表
达和接受缺少共同语境，而使个人表达被置于难以避免的危险中。大众媒介的扩
张，对个人表达的负面意义就是取消表达的原始语境，而将个人表达置于没有语
境，或语境误置的运动中。个人表达被选择进入大众传播运动体系，它的运动就
不再是“原文转载”的线性发展，而是进入了“摘要”、“编辑”、“评述”和
“改写”的混沌运动。在这个运动中，对表达的断章取义和歪曲，不仅是难以避
免的，而且是“合法的”。

　　在大众传播信息的混沌运动中，一切个人表达都是不安全的。我认为，个人
表达的安全，包含三个基本要素：个人表达意图的安全，个人表达文本的完全，
个人表达观念的安全。因为大众传播予先取消了个人表达的原始语境，个人表达
的安全就不是如言论自由一样被预先设定的，相反，是要通过我们的共同努力在
表达与接受的交流活动中去建设和维护的。

　　没有个人表达的安全，就没有个人表达的自由；没有个人表达的自由，就没
有大众传播的公信力；没有大众传播的公信力，就没有和谐社会的公共领域。从
这次“垃圾”事件中，我们应当吸取的根本教训是，要对大众传播运动中个人表
达的不安全性有清醒的自觉，对大众传播的信息要有质疑精神，如此，“大众传
播中的垃圾效应”就难以获得它的生存气候。

　　（本文原载：《中华读书报》，2006年12月20日，第二版，
http://www.gmw.cn/01ds/2006-12/20/content_525265.htm；此稿依据《中国首
届文明论坛（2006）》大会发言略有增改）

一位中国国防部中校参观美军后的震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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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中国国防部中校参观美军后的震撼

(1)长官，你的餐费是七美元

去美军的一个基地参观，根据事先安排好的行程，基地司令在参观结束后请我们共进午餐，几个美军军官陪同。

午餐是在基地的一个招待所举行。午餐其实很简单，一道蔬菜沙拉，一道各人自点的主食，一道甜点，然后是咖啡。尽管我们的人都不太喜欢西餐，但双方谈天说地，聊得甚欢。

喝咖啡的时候，走过来一个军士，对基地司令说了一句：长官，你们的餐费是每人七美元。司令听毕，掏出钱包，取出了七美元，其他的军官也纷纷掏出钱包，并相互换零钱，交到了军士的手里。

我们的人见此情景面面相觑，不知发生了什么事。

我也掏出钱来，把代表团每一个人的餐费一起交了。

美国人的这一举动让我们整个代表团餐后感慨颇多。在我们的饮食文化中绝对不会发生这样的情景。第一，客人来了理应主人宴请，而且中国人在这一方面极为大方。我们可以没有钱搞训练，但吃饭喝酒的钱永远都是有的。但美军这方面则相反，他们的接待费用中并没有宴请这一支出，于是只能自费。第二，在中国的餐桌你是不可能看到领导掏钱，买单永远是下属的事（肯定会有下属抢着买单）。第三，公私分明，属于公家的钱不可动，属于自己的每一个美元也都会计算得清清楚楚。第四，吃饭只是一个交流的场合，重点在谈什么，而不是吃什么。

后来，我们又去了许多美军的部队，每到一处都会到他们的食堂吃饭。到连队士兵食堂吃饭的时候，我们每个人要交一美元，但吃的是自助餐，品种非常丰富，比我们连队的伙食要好得多。为了防止营养过剩和肥胖（美军对体重有严格的限定），每一种食物上都会标明这一食物所含的热量。

还有一次，我住在美军的一个招待所里，夜里口渴，打开冰箱喝了一罐可乐。第二天一早就离开这个军营前往下一站。快上车的时候，招待所的一个军士勿勿跑过来说：长官，您喝了一罐可乐，请交一美元。让我好生难堪。

十六年来，作为总部的军官，我到过我们的许许多多部队，吃过许许多多顿饭，喝过许许多的酒，带回过许许多多的土特产，并在两年内就把我的体重提高了三十斤。但我从来没有交过一分钱，看起来也没有人为我掏过他们自己的腰包。

(2) 握住将军的手

经常问自己，我们与美军的差距在哪里？除了装备技术上差距外，我想人的素质差距最为关键。而人的差距最明显地表现在军官的体型上。

在美国各地你都可以看到极度肥胖的人。在美军的军营里也不例外，但那都是文职人员。所有的美军人员，无论是军官和士兵，绝少能看到肥胖者。军官的军姿挺拔，浑身透着精干。在中国的城市里，随处可见肥头大肚的军人，整个人呈现下坠的感觉，我曾经也是他们中的一员，但我唯一的优点是我在穿军装的时候总是挺起腰杆。

美国军人能保持这一状态是因为美军从制度上来消灭肥胖。美军专门有一项军官体形标准规定，一旦军官体重超过规定标准，你就会受到警告，并被要求限期整改，整改后依然达不到标准的，就不能在军队继续服役。原海军作战部副部长亚瑟四星上将曾被提名担任美军太平洋总部司令，但由于他的体重超过规定，未能通过参议院的审查，结果被命令提前退休。

美军采取这一措施的唯一目的就是要保持战斗力，因为美军每时每刻都在打仗。于是在美军，无论是在五角大楼，还是在后勤基地，每天下午你都可以看到军人在跑步。在著名的101空中突击师，我目睹了美军作战部队的日常训练，比我们绝大部分的部队训练强度要大得多。于是我看到美国的军人们体格都很健壮，将军也不例外。每次出去开国际会议，我都会带跑鞋，因为在一天的会议结束后，我会在宾馆的健身房里见到美军的军官，我在那里与他们有新的交流，有时我也会和他们一起在外面跑上一会。

这样的事情不会在中国发生，为我们衡量军官的第一标准是忠诚（不一定是对国家），战斗力却不很重要。2002年，我们也有了自己的体能标准，但只是对40岁以前的作战部队军官有所规定，但谁知道又能落实多少。自打进入国防部后的十六年里，我好象没有再参加过部队的训练。如果有一天，我们在战场上与美军相遇，抛开装备差距不算，我们是否还能嘲笑美国的“老爷兵”呢。

(3)长官，您逃生的方向是10点

加利福尼亚的沙漠中有一个赌城叫拉斯维加斯。离赌城不远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美军基地--欧文堡。它是美军的国家训练中心（National Training Center, 简称NTC）。前者是许多中国人，包括我们的官方代表团所向往的地方，后者很少有人去。

作为口译，我跟着我们的代表团先去了赌城游览，后去了欧文堡。

欧文堡覆盖的范围非常大，方圆两千多平方公里，完全处于沙漠中。美军的两支部队正在这里进行对抗性的实兵演习，我们是来看演习的。

在基地的导演部进行了简单的参观，了解了一下目前红蓝两军的对峙状况，下一步美军安排我们前往沙漠腹地的演习现场参观。基地导演部给我们每个人临时配备了美国陆军的迷彩服和防弹衣，还有头盔和沙漠色的风镜。我们一看，就知道这些东西是刚从演习前线归来的美军官兵身上脱下来的，不仅看上去有点脏，晃一晃还能掉出许多沙子来。穿戴整齐后我们混身上下就露出了两个鼻孔。基地临时从演习现场调来了两架直升机，准备用它们把我们送入沙漠腹地。

一听说要乘坐直升机，我们的团长不仅皱起来了眉头。这是我非常熟悉的眉头，因为我见过许许多多的中国将军在听说要坐直升机后皱起过这样的眉头。不乘坐直升机已经成了我们各个军事代表团出访时一个不成文的规矩，因为有一年成都军区的一位中将副司令等高级军官乘坐直升飞机失事。

但在国外的军队，乘坐直升机参观部队是家常便饭，因为直升机高效而便捷，可以大大节约我们的时间。我在美国、日本、以色列、新西兰、巴基斯坦等国，甚至朝鲜和缅甸等国家访问的时候都乘坐过直升机，但更多的时候乘坐的是各个国家的贵宾专机。为了避免乘坐直升机，我们会找出各种理由与外方交涉，搞得外军的接待人员十分不解。

不一会，两架美军的直升机就来了。美军的驾驶员是个士兵（我们的直升机驾驶员都是军官，最高至大校军衔）从直升机上跳下来，先把我们集合到一起，在巨大的轰鸣声中开始给我们讲解乘机须知，在讲了一些基本注意事项后，他突然对我们说：如果飞机在飞行中途意外迫降的话，坐在各位置的各位长官的逃离方向是钟表的 2点、4点、6点和10点。他对我又强调了一遍：长官，您的逃离方向是10点。

这些话让我大吃一惊。

在我们的宣传报道中，美军是经常出现事故的，除了各种频繁报道的丑闻之外，飞行事故也是我们经常重点报道的。但实际上，美军的事故率不算高，可能要比我们低些。因为美军的装备动用非常频繁，飞机的起落架次非常之多，所以出现事故的概率大大增加了。而我军为了确保减少开支，特别是确保不出事故，会尽可能地不动用装备，我们的部队训练量非常小，我们的枪弹是分离的。

美军敢于搞训练，一方面是因为它有钱。但关键在于它的训练理念，决不因噎废食。动兵就不可能不伤兵。但把危险提前想到，并采取措施把危险减少到最低限度。

四处漏风的直升机在空中盘旋了半天，终于在沙漠中降落。机翼旋起的漫天黄沙早就让我失去了辨别方向的能力。透过昏黄色的风镜，我看见两辆敞篷悍马吉普拖着风尘向我们驶来。

悍马车的越野性能确实名不虚传，宽大低平的车体在坎坷不平的沙地戈壁上急驶，狂风卷起沙子和石子不断打在我们的头盔、风镜和防弹衣上，发出噼噼啪啪的声响。坐钢板上，人不断地被颠簸抛起。最后悍马车朝一个山坡开去，山体越来越陡，高度倾斜让我感觉到象要翻车。但悍马执着地朝着坡顶攀登，终于爬上了个山坡。居高临下，我们可以看到整个训练场的总貌。

站在坡顶，我们没有看到想象中的两军激战场面。偶尔能听到远处传来的炮声和战斗机的轰鸣声。我们国内电视上经常看到的所谓大规模演习。与其说是演习，不如说是阅兵，是精心排练的演出，是在演戏。在真正演习场上，是很少看到部队的，因为部队分散在广阔的领域内，海空军的演习跨度则更大。只有在欧文堡的导演大厅里我们才能看到参演部队的具体情况。在欧文堡，所有单兵武器和重装备都安装了激光发射（接收）装置、ＧＰＳ全球定位系统，通过其先进的陆军综合激光作战系统，能够对杀伤、击毙、击毁的时间、地点和程度提供更准确的信息，还能对核弹头、化学武器、航空炸弹和地雷的杀伤效果进行评估。在基地导演部，参谋人员在电脑上给我们作了演示。

先进的硬件设施并不是欧文堡最值得骄傲的财富。这里真正令美军自豪的是他们精心打造的一支假想敌--红军。这支部队因在冷战时期逼真模拟苏联红军而得名。它是美国陆军的精锐。美国本土的陆军旅每十八个月就要到欧文堡与这支部队打上一仗，在绝大多数情况下都是战败，因为这支红军几乎天天都在与不同的敌人作战。在这里还有一支庞大的导调员队伍（相当于裁判），他们由一线的部队各级指挥官组成，一对一地盯上参演部队的相应级别指挥官，记录他们在演习全过程的指挥情况。最后他们会给出严厉的评估来。参演部队结束演习离开的时候，他们会带走评估录相和厚厚的讲评资料。十八个月后，他们将在欧文堡迎来再次的战败。

美军每一天都在打仗，无论国内国外。

几年后，我不再担任口译，主管国际多边军事合作，努力推动我军参与国际与地区合作。2003年8月，“北剑2003”实兵对抗演习在内蒙古的朱日和训练基地（号称亚洲最大，是欧文堡面积的一半）进行并对外开放，并首次邀请了十几个国家的装甲部队指挥官作为观察员参加（电视剧《沙场点兵》中有这一情节）。作为外军观摩演习的总策划和协调，我的脑子里总能闪现出欧文堡。他惊讶地听我谈起欧文堡的观感，并在演习后私下坦诚向我指出了我们演习存在的种种不足。

(作者为中国国防部退役中校，高级口译员。)

脑壳里的上帝

太蔟

在神学家和哲学家“还原主义”、“科学主义”的一片指责声中，人类知
识探险家和拓荒者－科学家们收拾行装，向形而上学的大本营－宗教和伦
理进军了。神经神学（Neurotheology）和神经伦理学（Neuroethics）
加入了科学共同体。神经神学，也叫生物神学，是研究宗教神秘主观体验
现象的神经与进化基础的学科。通俗点说，就是直捣上帝、如来、安拉、
毗湿奴、宙斯、朱庇特、太上老君们的巢穴。

“神经神学”这个名词，不是由科学家，而是由一位英国小说家奥德斯·
赫胥黎（Aldous Huxley,1894-1963）在他1962年一部关于乌托邦的小说
《岛》（Island）中首次提出。赫胥黎在1954年曾出版过一本关于如何用
迷幻药墨斯卡灵（mescaline）扩展意识的书《感知之门》。他后来成为
加利福尼亚州嬉皮士们的精神领袖之一，并对以印度教为代表的东方神秘
主义产生了兴趣。在1961年，他遭到巨大打击－他的房子和手稿在一场灌
木大火中彻底烧毁。1963年11月22日，赫胥黎于洛杉矶去世。

后来，科学家们借用了“神经神学”来命名新学科，尽管这个词在其它非
科学领域偶尔也被使用。

科学家们把宗教和神秘体验现象以及可测量的指标分成以下几类：1、时间
感、恐惧感和自我意识的丧失；2、精神上对神秘力量的敬畏；3、与宇宙融
为一体的感觉；4、狂喜痴迷（如范进中举）；5、顿悟（禅宗）；6、非常
意识状态（如发烧说胡话、睡眠严重不足时的大脑）；7、脑顶部和松果体
中二甲基色胺分子含量的升高。（二甲基色胺是一种迷幻剂，人体会少量合
成；南美洲一些植物含此分子，其叶子被当地土著萨满在宗教仪式中点燃吸
入以致幻。）

科学家在50年代就开始用脑电图测量人在进入“状态”时的脑电波。在八十
年代，加拿大学者Michael Persinger尝试用弱磁场刺激人大脑的中颞叶区
（太阳穴部位），在80%的受试者中引起了宗教体验，使他们在本来只有一人
的房间里感觉到了另外神秘人物的出现。他用的设备被戏称为“头盔上帝”。

中颞叶区癫痫病患者会体验到宗教幻觉。一位男无神论者患者曾感觉自己死
去；另一位女基督徒患者则幻觉到自己生下了耶稣。在第一个明确把中颞叶
区癫痫与宗教感觉联系到一起的对比试验中，对照组（正常人）和癫痫组都
看三类词：中性词（如桌子）、具有挑逗性的词（如性）和宗教词（如上帝
）。对照组对性感的词反应最强；癫痫组对宗教词反应最强，对性感词的反
应则排在第三。神经病和虔诚的宗教信徒，有时只隔着一层窗户纸。

为了进一步了解神经活动和宗教体验的关系，科学家又动用了神经成像技术，
来观察在宗教体验时大脑各个部位活动与常态的差别。在一项实验中，科学
家把放射性显迹物注入一个佛教徒的血液，然后在佛教徒完全入定后，对大
脑中血流分布进行成像。结果发现，除了预期的中颞叶区的超常活动外，主
管时空感的颅顶叶皮层活动几乎完全停止。没有了时空感，人就丧失了自我
感觉。一些宗教仪式，便是有意使信徒丧失时空感，丧失自我，感觉和一个
博大神秘的物件融为一体，从而得到强烈的宗教体验。

2006年7月，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医学研究院科学家发表一项试验结果，表明
致幻蘑菇中有效成分Psilocybin能引起宗教体验，其给试验对象带来的满足感
可持续两个月之久。Psilocybin是一种植物碱，学名二甲-4-羟色胺磷酸，可
由墨西哥蕈类中提炼出，作用于大脑对神经传递素5-羟色胺分子的感受器上。
试验结果的可重复性很高。这个结果对许多科学家并不意外，因为他们知道在
一些原始部落，Psilocybin以及类似的致幻药在很长的时间里一直被用在宗教
仪式上。此项研究的主要贡献，在于用科学方法确定无疑地建立了Psilocybin
与宗教体验的因果关系，以及其后期影响之长。该试验采用了双盲对比法，把
试验对象分成两组，每组36人，一组吃Psilocybin，一组吃安慰剂。试验对象
分别在服药后和二个月后填写详细的心理调查问卷，以测定他们的“神”态。
在服药后立即测验时，服Psilocybin组22人有宗教体验，而对照组只有4人。二
个月后，22人中还有三分之二把此次经历看成或者是有生以来宗教体验最强烈的
一次，或排在其强烈宗教体验前五名之内。

上面提到的中颞叶区，具有大量神经传递素5-羟色胺的感受器，在宗教体验中最
活跃，所以科学家们又叫它“神点”。

过去，斋戒、打坐、不睡觉和濒死（如主动或被动憋气到最后一刻）都是引起
宗教体验的好办法，Psilocybin的作用机理与它们相仿。

这些研究结果，再加上跨越文化、历史、宗教派别的宗教体验普遍性，科学家
非常自信地推断：宗教现象和宗教体验，不过是在极端情况或特定条件下人脑
的正常反应，而不是与一个所谓超验的上帝进行的“无线通讯”。

上帝不在别处，他就在信徒的脑壳里，是“神点”中颞叶区神经细胞的协同开
火，和对颅顶叶皮层时空感的压制。人们可以用多种方式去见上帝：用“头盔
上帝”；得中颞叶区癫痫病；服用类似Psilocybin的“上帝分子”或吸入二甲
基色胺；或者用传统方式，如打坐、绝食、绝睡、发烧、喝酒。实在不灵，可
以爬到二十层楼顶，然后做一个信仰的跳跃。

[转贴]中国记者进入了“表演时代”？

文章提交者：晓刘 加帖在 文化散论 【凯迪网络】 http://www.kdnet.net

中国青年报　欣文


　　一个年轻的记者，面对一位被救助者的下跪感谢，做出了同样的下跪动作，在10余分钟的互跪时间里，这位年轻记者完成了当天的采访——这是日前引起网络热议的“记者下跪事件”的简单情节。我不知道记者出于什么考虑做出了这样的举动，至少，这样做的客观效果是，记者成了一个救助弱者的新闻事件的主角，甚至在一轮又一轮的热烈讨论中，原来的新闻——如何救助弱者——已经不重要了，甚至被人遗忘了。记者反而成了社会舆论的中心，接受一次次的聚焦和炒作。

　　不久前，被称为“中国最美女记者”的曹爱文，也曾经以同样的原因、同样的方式受到了举国瞩目，成为时下思想平庸、炒作成风的新闻界里“最亮的一颗星”。

　　一位电视编导曾经告诉我，在他们编辑、制作“台风袭来时的记者”这样的节目时，听到了台湾同行的议论：“中国大陆的记者已经进入了‘表演阶段’”。君不见，狂风大作、天昏地暗时，记者在台风海啸即将袭来的海岸边，手握话筒，瑟瑟发抖地发回报道。可是，你知道吗，放下话筒，收起摄像机，记者马上走到官员们的指挥中心，完全依赖官员们提供的信息向自己供职的媒体发回报道。也就是说，这种完全依赖官方信息、没有一线采访的报道方式，即使不到风雨里“出镜”也能完成，但记者为什么要加一个这样的镜头呢？要在狂风暴雨中留下一个自己“辛苦工作”的“倩影”？这是时下新闻报道中流行的“表演秀”。

　　这样的“表演秀”，从突发事件到法庭审判，从社会救助报道到重要会议报道，均有“上演”。如果说，记者进入了“表演”角色，成了“著名演员”，用戏剧界的行话说，是“抢戏”的结果。而在互联网舆论已经形成的当下，由于对社会公平的渴望，由于建设和谐社会的艰巨，如何对待弱者成为最能牵动社会神经的问题。而一些新闻工作者很善于制造“道德伦理困境”，假设一些刺激社会神经的问题，进而彰显自身的“可贵与崇高”。这也是一些新闻工作者总是能成为“新闻主角”的社会原因。

　　由于工作性质，记者是与新闻现场、新闻人物、公众人物距离最近的人，一旦对新闻事件稍有放大，或者“稍有动作”，就很容易使自己成为新闻人物，获得广受社会关注和成名带来的好处。而从新闻职业的社会分工和职业伦理而言，记者就是公共信息传播者和重大事件记录者，并且，从严肃新闻的理念而言，记者从来都应该是坚守良知、遵守社会普遍道德的职业人群。制造“道德困境”，刺激社会神经，放大自身的“崇高和伟大”，是转移公众视线的不当之举，记者成为“主角”，一定程度上也放弃了自身责任，忽略了公众应该知道而且必须知道的新闻事实，这应该引起新闻从业者的思考和警惕。

波兰总统总理长得太像 双胞胎避免同时露面[图]

2006年12月01日 08:15:35 　来源：现代快报

图片说明： 2006年7月10日，在波兰首都华沙，波兰法律与公正党主席雅罗斯瓦夫·卡钦斯基(右)从孪生弟弟、波兰总统莱赫·卡钦斯基手中接过总理职务的任命书。

当日，雅罗斯瓦夫·卡钦斯基被正式任命为波兰新总理，接替于同一天辞去总理职务的马尔钦凯维奇。新华社记者徐玲德摄

媒体频频弄错

波兰有一个深感头痛的问题：由一对长相极为相似的双胞胎兄弟掌控最高领导职位，这在世界历史上可能还是头一回。57岁的莱赫·卡钦斯基和雅罗斯瓦夫·卡钦斯基分别担任波兰的总统和总理。为了不让全世界领导人混淆，他们奉行着这样一条规则：像北约11月28在拉脱维亚共和国首都里加开幕的首脑峰会这样的场合，他们不同时出席。两人在家中也设法不同时露面。

尽管如此，人们还是将他们搞混了。《金融时报》告诉其读者们说，卡钦斯基总理访问了英国，但实际上来访的是总统。英国广播公司“新闻时段”栏目的一位记者向卡钦斯基总统询问其此前与德国总理默克尔会谈的内容。但实际上当时前往柏林的是他的哥哥雅罗斯瓦夫总理。“我们要弄清楚点，”总统当时很生气地说，“尽管我和我哥哥长得有点儿像，但会见默克尔的是他。”

区别只在胎记

从长相上来看，尽管担任总统的莱赫左脸颊上有一块胎记，在鼻子右侧还有一块，但兄弟俩实际上很难被区分开来。两人身高都在1.65米左右。莱赫已婚并有一个女儿，而雅罗斯瓦夫还是个光棍，现在和母亲还有一只猫生活在一起。

很少同时露面

两人每天要通许多次电话。“毕竟我们来自同一个家庭啊。”莱赫在去年的议会大选前夕对《时代》周刊说。他们承认这种非同寻常的关系可能吸引人们的注意力。今年早些时候，莱赫没有参加哥哥面向议会所作的就职演讲。总统在过去是应当出席这种场合的，雅罗斯瓦夫后来解释说，莱赫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不“转移”人们的注意力。

在演讲结束后不久，有一位记者问莱赫说这会不会成为两人采取的一条对策—————“在卡钦斯基总理露面的地方，卡钦斯基总统就不出现”。莱赫回答说：“这一规则也可能出现例外情况。有时候我们会一齐出现，不过这样的时候并不经常有。”（现代快报 钟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