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众媒介扩张与个人表达安全
——对“中国当代文学垃圾”事件的个案分析
肖鹰
自2006年12月11日凌晨开始,西南某报的一篇报道《德国汉学家称中国当代
文学是垃圾》,在不到一天中被国内上百个大媒体连番转载,引发了一场席卷中
国媒体的“垃圾”龙卷风。在气象学上,有一种“蝴蝶效应说”,即指一只巴西
亚马逊河流域热带雨林中的蝴蝶,扇动几下翅膀,两周后,可能在美国德克萨斯
州引发一场龙卷风。然而,这场“垃圾”龙卷风爆发之迅猛、扫荡之广大,实在
是“蝴蝶效应说”所不能解释的。“蝴蝶效应说”的发明者是美国气象学家爱德
华·洛伦兹,他用这个比喻性的说法表达他的混沌学理论。我相信,90高龄的洛
伦兹如果追求学术时尚的话,他很可能改用我们经历的这场“垃圾”龙卷风来喻
示混沌学理论,形象地将之称为“大众传播垃圾效应”。
这场关于所谓“德国汉学家称中国当代文学是垃圾”的新闻超级龙卷风,在
一日之间,让中国的普罗大众知晓了德国汉学家顾彬教授“炮轰中国文学、称中
国当代文学是垃圾”。我在过去的一周内,通过网络追踪考察了读者的反应,我
发现,无论是表示支持顾彬、还是反对顾彬,几乎所有读者都确信顾彬是这个
“垃圾说”的始作俑者,没有人质疑这个报道的真实性。然而,事实的真相却是,
重庆某报的这篇报道歪曲了它转载的“德国之声”的报道《德国汉学家另一只眼
看中国现、当代文学》中顾彬的观点和话语,它将顾彬指摘近年三位流行女作家
的作品“是垃圾”,无限放大为“顾彬称中国当代文学是垃圾”,并且加上了
“炮轰中国文学”的导语。
但是,在事件开始的两天,没有人顾及到事件的真相。《德国汉学家另一只
眼看中国现、当代文学》一文,在大陆使用“Google”可以很简便地搜索到,转
载“垃圾说”的主流媒体和在媒体上发表回应意见的读者都没有意识到搜索这个
原报道的必要。也许,普通读者对媒体的追随和轻信是可以理解的,但是,令我
深感遗憾的是,对这个事件公开发表意见的学者,同样表现了对媒体的追随和轻
信。南方一位颇有影响的青年批评家,12日在自己的博客上发表《我不同意“中
国当代文学是垃圾”一说》一文,开篇就表示“我当然是不能同意这种粗暴结论
的”;一位年高望重的北大教授,接受西南一家晚报采访,听完记者电话中的
“简单讲述”后表示:“顾宾(彬)的观点太过于片面,完全是妄下结论”。这
两位学者,一长者、一青年,在当代国内学术界均是有不凡影响的知名学者,以
他们的学识和敏锐,当不至于如此轻信媒体舆论,而事实如此,确是令我遗憾而
且惶惑。
顾彬是一位有30多年汉学研究史的国际著名的汉学家,他研究的主要领域是
中国文学。关于中国当代文学,顾彬在其著作《20世纪中国文学史》中有专章论
述,并且先后在上海社会科学院(2004)和中国人民大学(2006)做了《21世纪
中国文学状况》的讲座,集中阐述了他对20世纪后期以来中国文学的观点。如果
我们要就中国当代文学的评价问题与顾彬对话,应当首先阅读和分析他的上述文
献,才能做到有的放矢。现在的情况却是,我看到的学者们针对顾彬的发言,不
仅不阅读顾彬的著作,甚至不阅读直接采访顾彬的“德国之声”记者的报道。按
学术规范来讲,对学术观点的回应,应当以学者的文本为根据,然而,在大众媒
体的扩张环境中,我们的回应却直接凭据媒体的报道而缺少必要的质疑意识。这
个现象让我深切地感受到,大众传播媒介的全面扩张,不仅改变了我们日常生活
对信息的接受方式(渠道),而且也在改变我们学术活动的方式(渠道)。进而
言之,我们已经进入媒介化生存。麦克卢汉曾说媒介是人的延伸,反过来,我要
说,人是媒介的延伸。这两个方面的统一,就是媒介化生存。
这个“垃圾”事件,在一周的狂飙运动之后,已接近于尘埃落定了。如果我
们要对之做一个检讨问责,谁当受责呢?是那位“别出心裁”地炮制了这个“垃
圾”报道的年轻记者吗?我想一般读者从这场“大众传播的垃圾效应”的热闹中
抽身出来,都会回头向这位聪明而又可怜的记者投射愤怒的“石头”。然而,我
们就此又必然面对耶稣的“惩罚妓女悖论”:谁是清洁的,谁就可以向这个不洁
的女人投出他手中的石头。这个“垃圾”报道之所以在一天之间引发超级龙卷风,
并不是因为它比亚马逊河流域的蝴蝶有更强劲的翅膀,而是因为我们身边的文化
气候以几何级数增长的倍数给予了它强烈的回应。本月十四日,在事发之后的第
三天,大陆网上已经可见到“德国之声”的新报道《顾彬:重庆报纸歪曲了我的
话》,在报道中发表了顾彬致报社的电子邮件,他明确表示:“那家重庆报纸显
然歪曲了我的话。我肯定说过,棉棉等人的作品是垃圾(‘垃圾’二字是用中文
写的),但对中国当代文学整体我没有这样说。”但是,我没有看到曾经对顾彬
发表声援或声讨的读者回应这个报道,更值得注意的是,曾经基于那个“垃圾”
报道的内容发言的几位知名学者,也没有再表达反思自己意见的言论。
我认为,大众媒介的扩张,对于我们的文化生活具有双重意义:一方面,它
赋予社会公民在信息表达和信息接受中的双向平等和自由;另一方面,它又使表
达和接受缺少共同语境,而使个人表达被置于难以避免的危险中。大众媒介的扩
张,对个人表达的负面意义就是取消表达的原始语境,而将个人表达置于没有语
境,或语境误置的运动中。个人表达被选择进入大众传播运动体系,它的运动就
不再是“原文转载”的线性发展,而是进入了“摘要”、“编辑”、“评述”和
“改写”的混沌运动。在这个运动中,对表达的断章取义和歪曲,不仅是难以避
免的,而且是“合法的”。
在大众传播信息的混沌运动中,一切个人表达都是不安全的。我认为,个人
表达的安全,包含三个基本要素:个人表达意图的安全,个人表达文本的完全,
个人表达观念的安全。因为大众传播予先取消了个人表达的原始语境,个人表达
的安全就不是如言论自由一样被预先设定的,相反,是要通过我们的共同努力在
表达与接受的交流活动中去建设和维护的。
没有个人表达的安全,就没有个人表达的自由;没有个人表达的自由,就没
有大众传播的公信力;没有大众传播的公信力,就没有和谐社会的公共领域。从
这次“垃圾”事件中,我们应当吸取的根本教训是,要对大众传播运动中个人表
达的不安全性有清醒的自觉,对大众传播的信息要有质疑精神,如此,“大众传
播中的垃圾效应”就难以获得它的生存气候。
(本文原载:《中华读书报》,2006年12月20日,第二版,
http://www.gmw.cn/01ds/2006-12/20/content_525265.htm;此稿依据《中国首
届文明论坛(2006)》大会发言略有增改)
肖鹰
自2006年12月11日凌晨开始,西南某报的一篇报道《德国汉学家称中国当代
文学是垃圾》,在不到一天中被国内上百个大媒体连番转载,引发了一场席卷中
国媒体的“垃圾”龙卷风。在气象学上,有一种“蝴蝶效应说”,即指一只巴西
亚马逊河流域热带雨林中的蝴蝶,扇动几下翅膀,两周后,可能在美国德克萨斯
州引发一场龙卷风。然而,这场“垃圾”龙卷风爆发之迅猛、扫荡之广大,实在
是“蝴蝶效应说”所不能解释的。“蝴蝶效应说”的发明者是美国气象学家爱德
华·洛伦兹,他用这个比喻性的说法表达他的混沌学理论。我相信,90高龄的洛
伦兹如果追求学术时尚的话,他很可能改用我们经历的这场“垃圾”龙卷风来喻
示混沌学理论,形象地将之称为“大众传播垃圾效应”。
这场关于所谓“德国汉学家称中国当代文学是垃圾”的新闻超级龙卷风,在
一日之间,让中国的普罗大众知晓了德国汉学家顾彬教授“炮轰中国文学、称中
国当代文学是垃圾”。我在过去的一周内,通过网络追踪考察了读者的反应,我
发现,无论是表示支持顾彬、还是反对顾彬,几乎所有读者都确信顾彬是这个
“垃圾说”的始作俑者,没有人质疑这个报道的真实性。然而,事实的真相却是,
重庆某报的这篇报道歪曲了它转载的“德国之声”的报道《德国汉学家另一只眼
看中国现、当代文学》中顾彬的观点和话语,它将顾彬指摘近年三位流行女作家
的作品“是垃圾”,无限放大为“顾彬称中国当代文学是垃圾”,并且加上了
“炮轰中国文学”的导语。
但是,在事件开始的两天,没有人顾及到事件的真相。《德国汉学家另一只
眼看中国现、当代文学》一文,在大陆使用“Google”可以很简便地搜索到,转
载“垃圾说”的主流媒体和在媒体上发表回应意见的读者都没有意识到搜索这个
原报道的必要。也许,普通读者对媒体的追随和轻信是可以理解的,但是,令我
深感遗憾的是,对这个事件公开发表意见的学者,同样表现了对媒体的追随和轻
信。南方一位颇有影响的青年批评家,12日在自己的博客上发表《我不同意“中
国当代文学是垃圾”一说》一文,开篇就表示“我当然是不能同意这种粗暴结论
的”;一位年高望重的北大教授,接受西南一家晚报采访,听完记者电话中的
“简单讲述”后表示:“顾宾(彬)的观点太过于片面,完全是妄下结论”。这
两位学者,一长者、一青年,在当代国内学术界均是有不凡影响的知名学者,以
他们的学识和敏锐,当不至于如此轻信媒体舆论,而事实如此,确是令我遗憾而
且惶惑。
顾彬是一位有30多年汉学研究史的国际著名的汉学家,他研究的主要领域是
中国文学。关于中国当代文学,顾彬在其著作《20世纪中国文学史》中有专章论
述,并且先后在上海社会科学院(2004)和中国人民大学(2006)做了《21世纪
中国文学状况》的讲座,集中阐述了他对20世纪后期以来中国文学的观点。如果
我们要就中国当代文学的评价问题与顾彬对话,应当首先阅读和分析他的上述文
献,才能做到有的放矢。现在的情况却是,我看到的学者们针对顾彬的发言,不
仅不阅读顾彬的著作,甚至不阅读直接采访顾彬的“德国之声”记者的报道。按
学术规范来讲,对学术观点的回应,应当以学者的文本为根据,然而,在大众媒
体的扩张环境中,我们的回应却直接凭据媒体的报道而缺少必要的质疑意识。这
个现象让我深切地感受到,大众传播媒介的全面扩张,不仅改变了我们日常生活
对信息的接受方式(渠道),而且也在改变我们学术活动的方式(渠道)。进而
言之,我们已经进入媒介化生存。麦克卢汉曾说媒介是人的延伸,反过来,我要
说,人是媒介的延伸。这两个方面的统一,就是媒介化生存。
这个“垃圾”事件,在一周的狂飙运动之后,已接近于尘埃落定了。如果我
们要对之做一个检讨问责,谁当受责呢?是那位“别出心裁”地炮制了这个“垃
圾”报道的年轻记者吗?我想一般读者从这场“大众传播的垃圾效应”的热闹中
抽身出来,都会回头向这位聪明而又可怜的记者投射愤怒的“石头”。然而,我
们就此又必然面对耶稣的“惩罚妓女悖论”:谁是清洁的,谁就可以向这个不洁
的女人投出他手中的石头。这个“垃圾”报道之所以在一天之间引发超级龙卷风,
并不是因为它比亚马逊河流域的蝴蝶有更强劲的翅膀,而是因为我们身边的文化
气候以几何级数增长的倍数给予了它强烈的回应。本月十四日,在事发之后的第
三天,大陆网上已经可见到“德国之声”的新报道《顾彬:重庆报纸歪曲了我的
话》,在报道中发表了顾彬致报社的电子邮件,他明确表示:“那家重庆报纸显
然歪曲了我的话。我肯定说过,棉棉等人的作品是垃圾(‘垃圾’二字是用中文
写的),但对中国当代文学整体我没有这样说。”但是,我没有看到曾经对顾彬
发表声援或声讨的读者回应这个报道,更值得注意的是,曾经基于那个“垃圾”
报道的内容发言的几位知名学者,也没有再表达反思自己意见的言论。
我认为,大众媒介的扩张,对于我们的文化生活具有双重意义:一方面,它
赋予社会公民在信息表达和信息接受中的双向平等和自由;另一方面,它又使表
达和接受缺少共同语境,而使个人表达被置于难以避免的危险中。大众媒介的扩
张,对个人表达的负面意义就是取消表达的原始语境,而将个人表达置于没有语
境,或语境误置的运动中。个人表达被选择进入大众传播运动体系,它的运动就
不再是“原文转载”的线性发展,而是进入了“摘要”、“编辑”、“评述”和
“改写”的混沌运动。在这个运动中,对表达的断章取义和歪曲,不仅是难以避
免的,而且是“合法的”。
在大众传播信息的混沌运动中,一切个人表达都是不安全的。我认为,个人
表达的安全,包含三个基本要素:个人表达意图的安全,个人表达文本的完全,
个人表达观念的安全。因为大众传播予先取消了个人表达的原始语境,个人表达
的安全就不是如言论自由一样被预先设定的,相反,是要通过我们的共同努力在
表达与接受的交流活动中去建设和维护的。
没有个人表达的安全,就没有个人表达的自由;没有个人表达的自由,就没
有大众传播的公信力;没有大众传播的公信力,就没有和谐社会的公共领域。从
这次“垃圾”事件中,我们应当吸取的根本教训是,要对大众传播运动中个人表
达的不安全性有清醒的自觉,对大众传播的信息要有质疑精神,如此,“大众传
播中的垃圾效应”就难以获得它的生存气候。
(本文原载:《中华读书报》,2006年12月20日,第二版,
http://www.gmw.cn/01ds/2006-12/20/content_525265.htm;此稿依据《中国首
届文明论坛(2006)》大会发言略有增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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