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贴]叶永烈：美国人怎样研究中国？

文章提交者：妙弋 加帖在 心灵驿站 【凯迪网络】 http://www.kdnet.net



在美国，我见到一个奇特的钟：通常的钟面上，总是写阿拉伯数字，也有的写罗马数字。然而，钟面上写中文数字“一、二、三、四、五……”，却是“举世无双”！这个奇特的钟，挂在美国的“CENTER FOR CHINESE STUDIES”（中国研究中心）的墙上，大约是为了显示这里是专门研究中国的机构，连钟都“中国化”了！至于墙上的郑板桥手书“难得糊涂”以及巨大的“忍”字，跟那几位碧睛高鼻的研究员，虽然有着强烈的反差，也表明这儿确实是美国研究中国问题的中心。这个中国研究中心，设在伯克利加州大学东亚研究所里。我起码到这里来过十多次。
中国研究中心是伯克利加州大学所设的研究机构。旧金山是美国离中国最近的城市之一，旧金山又是华人众多的城市，应当说，在伯克利加州大学设立中国研究中心是非常合适的。
伯克利加州大学中国研究中心成立于一九五七年，已经有四十多年的历史。曾经由魏斐德博士（Dr.Frederic Wakeman）担任中国研究中心主席。研究人员有美国人，有韩国人，有日本人，更多的是中国人。现在的负责人是Lowell D Hmer教授与Hoong Y Lee教授。
中国研究中心的一个个小房间，研究人员们在各自忙着自己的研究课题。有人专门研究中国“文革”中的“红卫兵”运动，有人专门研究刘少奇，有人研究《红旗飘飘》，有人研究《中国青年》，还有人研究中国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甚至还有人专门研究中国与坦桑尼亚的关系……
为了研究中国，伯克利加州大学还制定了“中国学者口述历史计划”，比如对于赵元任教授所作的录音访问《中国语言学家和音韵学家、作曲家和作家》，等等。
为了使伯克利加州大学中国研究中心拥有众多的研究资料，设立了专门的图书馆。
我早就听说这个图书馆的中文图书藏书非常丰富。1993年，我来到旧金山时，《星岛日报》驻旧金山记者里戈先生在采访我之前，曾经来此查阅我的著作。在馆长戈定瑜女士的帮助之下，一下子查到我的五十多部政治性著作。
戈定瑜馆长很热情地接待我，带着我在馆内浏览丰富的各类藏书。
她告诉我一个有趣的故事：
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中美之间横亘着坚冰。美国的中国问题专家们很难看到中国大陆出版的报纸。美国驻香港的领事馆偶然发现，从中国大陆出口香港的水果，往往用中国大陆的旧报纸包裹。于是，领事馆大量收集这些皱巴巴的旧报纸，撸平之后，用照相机翻拍，制成微缩胶卷，运到美国。当时，有什么报纸就印什么报纸，能够从水果箱里拿到这些报纸已经是很不容易的了。
戈馆长给我看了一个微缩胶卷，那些翻拍的报纸，就来自当年中国大陆出口香港的水果箱。其中有的报纸被果汁弄脏，像倒上了酱油一样，看不清字迹，也只好由它去了……
真是今非昔比。随着美国尼克松总统跟中国毛泽东主席握手，中美之间的坚冰融化了，大批中国图书、报刊通过正常渠道运到这里，使这里的收藏大为丰富。
她说，这里很重视中国出版的各种文史资料，内容翔实，而且很多是第一手的，即当事人的回忆。作为中国研究中心，在研究工作中很注重第一手资料。
中国的各级政协，是社会名流荟萃之处。政协出版这些社会名流的回忆，名曰“文史资料”。这里不仅收藏了全国政协从一九六○年以来出版的文史资料，而且收藏中国各省乃至中国各县出版的文史资料！即便在中国，也没有一家图书馆拥有全国各县出版的文史资料。
除了中国的政协系统出版的文史资料之外，中共各级党史研究室则出版《中共党史资料》。他们得到中共中央党校的帮助，赠送了全套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印的《中共党史研究资料》。他们也系统收集中国各省、县出版的中共党史研究资料。他们也收藏了中国各地出版的《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同样收藏到县一级的出版物。
省志、市志、县志，是研究中国各地情况极为宝贵的资料。戈馆长领我参观了一间藏书室，书架上陈放着一部部比砖头还厚的书——中国各省省志以及四千多部市志、县志。我注意到，我老家的《温州市志》、《平阳县志》、《苍南县志》也在架上。
“历史是过去的事，使过去的事永远也不会过去的，是传记文学。”伯克利加州大学中国研究中心图书馆也很注重中国各种传记文学的收集。诸如《毛泽东前传》、《王若飞传》、《李宗仁回忆录》等等。一套几十册《中共党史人物传》。各种人物画册也一应俱全，如《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邓小平》、《陈云》等等。报架上，既放着来自北京的《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以至《中华读书报》，也放着来自台北的《中央日报》、《联合报》，还有香港以及在美国出版的中文报纸。戈馆长告诉我，《人民日报》是中国最重要的报纸，他们订的是航空版。中国各省省报、市报，只能靠水运，以节省经费。由于中国报纸实在太多，加利福尼亚州的九所大学的中文图书馆作了分工，各有侧重。他们这里主要收藏中国长江以南各省的省报。也有的中国报纸供应微缩胶卷，那就更节省些，而且便于收藏、便于阅读。订一份省报一年的微缩胶卷，大约是五十多美元。
他们很重视收藏各种工具书。从摆满书架的工具书中，我随手摘抄如下书名：《中国科学院科学家人名录》、《中国曲学大辞典》、《古文观止辞典》、《海外杰出华人》、《中国文艺研究年鉴》、《元代杂剧全目》、《江南大学五十年》……
各种图书琳琅满目。由日本“毛泽东文献资料研究室”编辑、日本苍苍社出版的《毛泽东集》，共十卷，所收毛泽东著作很多是中国出版的《毛泽东选集》中没有的文章。《傅斯年文集》、《林希翎自选集》、《西安事变真相》、《记者笔下的抗日战争》、《审讯汪伪汉奸笔录》、《中国现代文学》、《当代吴语研究》、《中国地域文化》、《东北文化研究》、《冷眼看台湾》、《辛亥革命回忆录》等等，林林总总，不一而足。
我注意到，他们收藏了许多在美国的华人记述中国大陆印象的书籍，如《大陆行》、《访中国记》、《母女浪游中国》、《江南游》、《中华万里纪游》、《探亲回来写大陆》、《游华记录》、《无限江山万里情》、《中国游记年选》、《神州漫游记》等等。
他们十分注意研究中国的“文化大革命”。在图书馆里，有一大排红色封面的《新编红卫兵资料》（A NEW COLLECTION OF RED GUARD PUBLICATIONS），共二十大本，收入了中国“文化大革命”中各地红卫兵及其他群众组织出版的小报（又称“文革小报”）。内中有《井冈山》、《农奴戟》、《六月天兵》、《北京公社》、《赤卫军》、《民院东方红》、《长缨》、《长江风云》、《常州工人》、《八、八战报》、《安徽八·二七》等等。还有香港东方出版社出版的《“文化大革命”博物馆》上下卷大画册、《中共“文革”运动中的组织与人事问题》等等。他们也收藏上海“文革”史料整理小组编辑的《上海“文化大革命”史话》一至三卷。
北京国防大学内部出版的三大卷《“文化大革命”研究》，他们没有原版的书，却收藏了这三大卷的复印件。我的《叶永烈采访手记》，这里收藏的也是全书的复印件。这是因为他们没有买到原版书，而这些书又是研究工作中需要的资料，就从美国其他中文图书馆全文复印、收藏。
我对台湾《中共研究》杂志社出版的《中共年报》（一九六八年前称《匪情年报》）发生浓厚的兴趣。这套书，一年一厚册。后来我多次来此，逐年细细查阅。虽然是台湾出版物，带有明显的国民党的政治倾向，但是其中一些文章和资料，还是颇有参考价值。比如，在一九六九年出版的《中共年报》中，对中共九届中央政治局委员作了详细介绍。内中关于江青的介绍，大约有五千字，详细记述江青的身世、三十年代在上海的影剧活动、进入延安的情况、“文革”中的崛起等。内中写及与江青十分熟悉的姚克（电影《清宫秘史》编剧）对江青的评价：“不结人缘，落落寡言”，“为人器量狭小，心狠手辣；得意时高视阔步，睥睨一切”，“野心甚大，睚眦必报”。年报中关于张春桥的介绍更为详尽，长达万字。文中说：“张春桥和江青、姚文元等都是靠文化大革命起家的，我们可以称他为‘文革派’。”台湾在一九六九年对于正红得发紫的“文革派”人物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的评述，是有一定的参考价值的。
有些书在我看来是很平常的，在上海花十几元、二十几元人民币就能买到，而在他们这里，却特地配上硬封面，并在封面、书脊印上烫金的书名，作为十分珍贵的史料加以保存。
我在伯克利加州大学中国研究中心图书馆“泡”了几天，复印了大批研究资料。
（我还记述了在夏威夷大学东西文化交流中心、斯坦福大学东方研究所以及普林斯顿大学的见闻）

青少年请远离中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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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一直想问中医粉丝们一个问题，既然你这么维护中医，认为中医如此神圣不可侵犯，并且似乎中医前途无量，那么你们肯让你们的孩子学习中医吗？我知道网络上如何回答都不用负责任，中医粉完全可以装作义正词严的说永远维护中医，将中医当作毕生事业，还会冒充几个中学生的马甲立志学习中医等等。但是对于一个普通的中国老百姓，如果知道这样以下几个事实，他们肯让自己的孩子在高考志愿上填报中医专业吗？
　　第一、尽管在一部分文化水平较低的老年人和装像的愤青心目里中医崇高的一塌糊涂，但现在年轻人中没有多少人看过中医，学习中医与现代生活脱节，所以学习中医的年轻人会在起跑线上就给人瞧不起，输给同龄人。医学专业里互相瞧不起很常见，比如内科瞧不起外科，外科瞧不起内科，但这种瞧不起只是闲暇谈资而已，真正干起工作来谁也不敢瞧不起谁。但是所有中国医学专业里，中医是最让人瞧不起的。
　　第二、中医专业就业困难。医学专业目前的就业状况都不乐观，尤其是大城市里，包括中医，但是中医的就业困难和医学其他专业不是一个概念。其他专业只要不是太醉心于大城市沿海地区，还是可以找到工作的。而中医的就业困难则不是就业职位的问题，而是已经涉及到歧视了。中医队伍逐渐萎缩，纯中医治疗越来越没有市场，甚至被中医专业者认为是死路一条，纷纷尽早转行。
　　第三、学习了中医那套东西，往往还要被硬塞一些所谓的中国传统文化，这本是中国传统上轻专业重业余的陋习。王蒙先生曾经说过，古代中医只有那些和尚道士和退休干部业余研修中医的才被认为是高手，专业的中医只不过是郎中而已。就这样一个传统陋习也被中医当成了金科玉律。看的古书太多了，难免与时代脱节。就连谈恋爱也会被当成异类。偶尔有文科傻妞被中医那套花里胡哨的言谈搞晕，结婚后也会发现这些东西只能空谈。到时候恐怕家庭矛盾就是难以避免的了。
　　不管网上的争论怎么热烈，我还是劝那些有心学习中医，把自己的前途和幸福押在中医这样一个前途未卜，几乎可以认定必输无疑的赌局上的人，三思而后行。可以养家糊口的专业很多，值得为其奉献终身的事业也不少，为何要冒这个险呢？

诺贝尔文学奖：中国作家集体痛经？

提交者：翰墨丹青 加帖在 文化散论 【凯迪网络】 http://www.kdnet.net
　作者：王石川
　　瑞典文学院于10月4日公布，2007诺贝尔文学奖将于10月11日颁发。而瑞典文坛照例从9月底就开始“躁动”起来：出版商或批评家心目中数位诺贝尔文学奖候选人的名字，如今已悄然传遍业界，并形成了一份非官方却让人信服的“候选名单”。（9月8日《华商报》）

　　一年一度的诺贝尔文学奖即将揭晓，每逢此刻，许多人的心态都很微妙。曾有人不无“恶毒”地嘲讽道，每年福布斯名人榜一出来，中国非名人就集体仇富一次；每年诺贝尔文学奖一出来，中国作家就集体痛经一次。话已至此，令人百味杂陈。
　　在这个时候，笔者却想到了几句歌词：“你的泪光柔弱中带伤，惨白的月弯弯勾住过往，夜太漫长凝结成了霜，是谁在阁楼上冰冷地绝望。”用这几句歌词描摹一些作家也许并不为过。为何冰冷地绝望，因为年年期望年年失望，所谓“解名尽处是孙山，贤郎更在孙山外。”
　　可以说在中国作家心中，甚至在很多国人心中都隐藏着诺奖情结。
　　相较诺贝尔其他奖项，文学奖尤其是国人挥之不去的心痛，毕竟许多人看来，我泱泱中华，素以文学傲视诸侪，岂有与诺贝尔文学奖无缘之理？于是，每年的诺贝尔文学奖揭晓时刻，总伴随着沸腾而华丽的舆论盛筵，公众关注，媒体爆炒，出版社蠢蠢欲动，一些作家强作镇静。无论花落谁家，总有人醋意大发，理由明摆着——“新娘嫁了人，新郎不是我”。综观国人心态，一般有两种极端的表现方式，一种是恨恨不平，甚至歇斯底里，认为评选委员会有眼不识泰山，一种是无动于衷，甚至不屑一顾，我堂堂华夏文学流光溢彩，根本无需借助一个奖项来证明和肯定。
　　这两种心态，无论多么貌似超脱，实际上都是诺奖情结的一种呈现。德国著名翻译家乌尔利克·考茨，以翻译王朔、王蒙、余华等作家作品引人注目，曾直言不讳地指出，中国作家诺贝尔奖的情结太重，中国作家有一个倾向，就是爱冲着诺贝尔奖去。此论是否武断，另当别议，但并非全无道理。对此，作家阎连科的解释是，“诺贝尔文学奖毕竟有相当于一百万美金那样大的一个收入，这个钱对中国人、对德国人，对任何国家的人都是一个很大的收入，这是大家都希望拿到这个奖的原因。”其实，优厚奖金只是一方面，奖金背后的声名更是一些作家梦寐以求的。“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不朽之名是多少作家的终极目标啊。
　　遗憾的是，尽管一些作家望穿秋水，等到花儿也谢了，诺奖评选委员会却始终没有青睐之。毕竟，诺奖评选不是排排坐分分果，不是各取所需，也不是根据划分的势力范围进行“分赃”。作家莫言说：“诺贝尔并不是发放救济粮啊！”“其实这个世界上有着庞大的作家群，有那么多人在排队，为什么就要颁给中国人一个呢，就因为中国人从来没拿过吗？”此说颇有道理，谁也没有权利要求诺奖评选看你脸色行事，人家没义务做慈善家，也没有必要四处派发救济粮。诚然，一味眼望诺奖，时间长了就会眼睛发酸；一味地怀有诺奖情结不放，时间久了就会心理失衡。正如莫言所称，老是对诺贝尔念念不忘只是自寻烦恼。
　　说到诺奖，不能不提当年鲁迅与诺奖的一段偶遇。1927年，瑞典人斯文·海定与刘半农商量，拟推荐鲁迅为诺贝尔文学奖候选人。鲁迅在给台静农的信中写道：“诺贝尔赏金，梁启超自然不配，我也不配，要拿这钱，还欠努力。世界上比我好的作家何限……我觉得中国实在还没有可得诺贝尔奖赏金的人，瑞典最好是不要理我们，谁也不给。倘因为黄色脸皮人，格外优待从宽，反足以长中国人的虚荣心，以为真可与别国大作家比肩了，结果将很坏。”不能不说鲁迅是冷静的，也是清醒的，今天重新品读这段话，依然有着十足的针对性和现实意义，试问，有多少作家不正是拼命地为获奖而创作？
　　有几多作家愿意清幽而脚踏实地地创作？
　　作家李锐接受记者采访时，深有感触地说：“中国当代文坛确实很浮躁，很多作家最关心的是怎么轰动，怎么迎合市场，出版社最关心的是怎么制造畅销，理论家、教授们又常常沉迷在和汉语处境无关的时髦‘话语’当中。”李锐是职业作家，行走文坛数十年，他的所见所感应该不夸张。在这般状态下写成的作品，又有何资本问鼎诺奖？汉学家马悦然称，他现在每个月至少会收到中国作家15封信，“给我寄稿子，要我把书稿翻译成瑞典文、出版，给他们弄一个诺贝尔文学奖……”如此作家，又有何脸面面对文学的高贵、作品中的人物以及脚下的一方热土？
　　据悉，每年，瑞典文学院对诺贝尔文学奖的提名都守口如瓶，而最终获奖得主经常出人意料，有些作家的名字甚至生僻得让文学研究者都要上网查资料。
　　拜托一些中国作家，别再眼睛发绿地盯着诺奖了，无论是酸葡萄心理还是仇视心理，最终一路痛经下去，会半身不遂的。还是李锐说得好：“（诺贝尔文学奖）这个问题可以不用再反复说了，起码二十年之内不用再说它，大家最好还是多想想怎么把自己的小说写好。用方块字深刻地表达自己，这是一切汉语写作者最根本的命题。”

[原创]民国初年老百姓的选举生活：从“烧饼议员“谈起

[原创]民国初年老百姓的选举生活：从“烧饼议员“谈起
文章提交者：乐之史 加帖在 文化散论 【凯迪网络】 http://www.kdnet.net

烧饼议员与乌龟选票：民国初年老百姓的选举生活
——————《民国趣闻》解读之六


乐之史

选举是个好东西，因为权力职位总会有人追逐，如何保证掌握权力的人不残害苍生，化公权为私器，日夜寻租；如何保证占有职位的人能够真正为百姓服务，一切考虑从大众出发，唯有通过选举的方式。人类发明这东西，也是为了避免残酷血腥的权力争夺战再次发生，避免权力为一二独裁者所完全掌握，不受任何牵制约束。在选举的过程中，竞争权力者需要当众宣誓，将他未来可能给百姓带来的福利预先告知，同时，竞争权力者发表努力展现其能力，说服选民投他一票。

选举制度生产以后，便开始有政党。政党从其本质上来讲，就是以选举为核心工作的助选团队以及未来的执政班底。因此，选举必须有胜负，没有胜负的选举是伪选举，有人上就得有人下。为了能够选上，以政党为主要形式的助选团队互相攻讦辩论，这个过程便让选民明白他们的政纲，了解他们未来的政策，从而能够给自己带来利益的那一方。所以，有选举就自然有竞选，有竞选自然就有辩论，这是普天之下许多老百姓都知道的选举生活。没有这么程序的所谓"选举"自然都是骗人的把戏。

那么中国的老百姓呢，是否也体验过这种选举生活呢？我们读一读下面这篇《民国趣闻》就可以知晓一二了：

议员与天鹅及乌龟：议员于选举时运动各人投票，及开匮时，唱票员有不能出诸于口者。盖有人倩人绘一小天鹅，下署被选举人名；更有人绘一龟上复系以韵语，末句有云“画只乌龟出他丑”。见者莫不轩渠，又有乡议员某，运动乡人时，乡人有不从称腹饥者，探怀出烧饼二三，付乡人啖。乡人既果腹始去涂鸦而出，及后当选，乡人皆呼之谓“烧饼议员”云。

虞公写这篇“趣闻”的时候在1919年初，因此，这里所写的百姓选举生活，自然指的是民初的事了。其实，在中国，西洋式基层议员选举在清末“预备立宪”时期就已经开始了，民国成立，从下到上的议员选举成为政治常态，议会机构也从下到上均有设立。一直到蒋介石成立南京政府，玩所谓“军政”“训政”才停止， 1947年前后又开始从下到上选举立法委员，国大代表，基层民主选举重新恢复。算起来，在1949年前，中国人体验这种选举生活加起来也应该有二三十历史。

有选举就有运动，尤其是刚刚玩西洋选举那套把戏的时候，由于选举法律未必健全，民众对选举的认知也未必很清楚，因此，运动选举贯穿整个民国时期。运动的形式各不相同，但是在基层则类似，如选票上做记号，候选人以种种形式进行贿选，还有就是拉关系结帮派，试图控制选举。到上面，当然就越玩越大了，武力胁迫者有，狮子大开口者也有。从前的教科书一讲到民国政治腐败，便经常会拎出民国议会政治的“虚伪”，尤其会拿1923年曹锟贿选来说事。确实，曹氏得到大总统一职位，确实有贿选的嫌疑。虞公上面写的议员拿烧饼换选票，以及在选票画天鹅、乌龟等等做记号，这在民国时期的基层选举中并不少见。然而，这些例子是不是便可以证明民国的议会政治纯属欺骗，从下到上的议会选举全都是贿买呢？如果这么认为当然是别有用心的攻击性宣传了。

其实，有选举肯定比没选举好，选举如果有竞争，便有可能发生“贿选”，而贿选恰恰又说明选举自身尚有可争之处，选票尚能发生效力，候选人需要尊重选民。如果一场选举，形式上有“选民”、“选票”，但其结果早就内定，或者选举中拿出来让“选民”投票的职位与权力，其实最终仍由某个组织部门或一二高层人士指定。那么，这种选举才是真正的虚伪的东西。这种“选票”才会一钱不值，候选人对“选民”也不需要做任何拉拢贿赂，他需要拉拢贿赂的只是某个部门的负责人或者那个能够有最终裁决权的上层人士。这就是今天中国流行的“跑官”“买官”了。无论如何，面向广大选票、选民的“贿选”终归比专注于一二权贵的“买官”要强得多了！

前一阵子，有消息称北京通州区宋庄镇大兴庄村的村委会换届选举出现公开叫卖选民证的现象，甚至一张选票能炒到600元。此事发生后，南都的那位专栏写手 “熊培云”又坐在高高的庙堂上开始斥责大兴庄的村民不懂得捍卫自己的“民主权利”，“对民主的信心已经动摇”，骂完后又开始贩卖他那套空洞的“制度与文化上民主双重建设”理论（《民主是怎样炼不成的》）。其实，大兴庄村的农民能够将选举证炒到600元，真是让我惊羡不已。乐之在N年以前也领过几次基层人代选举的选民证，然而并没有任何人要买它，除了按照领导的意思将某个根本不认识的候选人的名字划个圈外，这个选民证就是张一钱不值连做厕纸都嫌小的废纸头。一张对绝大多数中国老百姓来说毫无价值也没有人愿意去花钱换购的选民证，在北京皇城根下的村庄里居然能被聪明的标民炒到600块大洋，真是伟大啊！要是全中国那些穷困不堪的农民兄弟手中的选举证都能卖这么高的价，那该是多大的功德善事啊！这些大兴庄的农民无疑要比虞公笔下那些八九十年前拿选票换烧饼的基层选民要厉害得多，从他们身上，我终于看到了在中国”炼成民主“的希望！

最后，回到“烧饼议员”此事上来，在民国初年，议会选举尽管有种种弊端，但是其实践仍然有不少可圈可点之处，绝大多数选出来的议员，也确实是一方之人物，无疑是乡议员，还是县议员，省议员，包括国会议员，能够选上的多半是有一定学识与资产，品行没有大问题的人，他们在民初的政治生活中也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或监督政府，或代民呼吁，或弹劾污吏，其中也有人办报、结社、组党、包括建立种种利益团体，推动地方社会公益事业。之所以如此，当然也是与选举政治有关，人人心中都有一杆秤，老百姓如果真的拥有实际的选举权，尽管他们有可能会玩玩换烧饼馒头的把戏，但是最终仍会选择有利于他们的人。关键是如何真正将选举与民生利益结合起来，让选民明白他们的选票真正有效，能够影响他们的切身利益与生活，只有做到这一点，基层民主才有一点落实的可能。不考虑这些现实，高谈阔论什么基层农民的“民主权利”、“民主信心”，全属于胡扯的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