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民国初年老百姓的选举生活：从“烧饼议员“谈起

[原创]民国初年老百姓的选举生活：从“烧饼议员“谈起
文章提交者：乐之史 加帖在 文化散论 【凯迪网络】 http://www.kdnet.net

烧饼议员与乌龟选票：民国初年老百姓的选举生活
——————《民国趣闻》解读之六


乐之史

选举是个好东西，因为权力职位总会有人追逐，如何保证掌握权力的人不残害苍生，化公权为私器，日夜寻租；如何保证占有职位的人能够真正为百姓服务，一切考虑从大众出发，唯有通过选举的方式。人类发明这东西，也是为了避免残酷血腥的权力争夺战再次发生，避免权力为一二独裁者所完全掌握，不受任何牵制约束。在选举的过程中，竞争权力者需要当众宣誓，将他未来可能给百姓带来的福利预先告知，同时，竞争权力者发表努力展现其能力，说服选民投他一票。

选举制度生产以后，便开始有政党。政党从其本质上来讲，就是以选举为核心工作的助选团队以及未来的执政班底。因此，选举必须有胜负，没有胜负的选举是伪选举，有人上就得有人下。为了能够选上，以政党为主要形式的助选团队互相攻讦辩论，这个过程便让选民明白他们的政纲，了解他们未来的政策，从而能够给自己带来利益的那一方。所以，有选举就自然有竞选，有竞选自然就有辩论，这是普天之下许多老百姓都知道的选举生活。没有这么程序的所谓"选举"自然都是骗人的把戏。

那么中国的老百姓呢，是否也体验过这种选举生活呢？我们读一读下面这篇《民国趣闻》就可以知晓一二了：

议员与天鹅及乌龟：议员于选举时运动各人投票，及开匮时，唱票员有不能出诸于口者。盖有人倩人绘一小天鹅，下署被选举人名；更有人绘一龟上复系以韵语，末句有云“画只乌龟出他丑”。见者莫不轩渠，又有乡议员某，运动乡人时，乡人有不从称腹饥者，探怀出烧饼二三，付乡人啖。乡人既果腹始去涂鸦而出，及后当选，乡人皆呼之谓“烧饼议员”云。

虞公写这篇“趣闻”的时候在1919年初，因此，这里所写的百姓选举生活，自然指的是民初的事了。其实，在中国，西洋式基层议员选举在清末“预备立宪”时期就已经开始了，民国成立，从下到上的议员选举成为政治常态，议会机构也从下到上均有设立。一直到蒋介石成立南京政府，玩所谓“军政”“训政”才停止， 1947年前后又开始从下到上选举立法委员，国大代表，基层民主选举重新恢复。算起来，在1949年前，中国人体验这种选举生活加起来也应该有二三十历史。

有选举就有运动，尤其是刚刚玩西洋选举那套把戏的时候，由于选举法律未必健全，民众对选举的认知也未必很清楚，因此，运动选举贯穿整个民国时期。运动的形式各不相同，但是在基层则类似，如选票上做记号，候选人以种种形式进行贿选，还有就是拉关系结帮派，试图控制选举。到上面，当然就越玩越大了，武力胁迫者有，狮子大开口者也有。从前的教科书一讲到民国政治腐败，便经常会拎出民国议会政治的“虚伪”，尤其会拿1923年曹锟贿选来说事。确实，曹氏得到大总统一职位，确实有贿选的嫌疑。虞公上面写的议员拿烧饼换选票，以及在选票画天鹅、乌龟等等做记号，这在民国时期的基层选举中并不少见。然而，这些例子是不是便可以证明民国的议会政治纯属欺骗，从下到上的议会选举全都是贿买呢？如果这么认为当然是别有用心的攻击性宣传了。

其实，有选举肯定比没选举好，选举如果有竞争，便有可能发生“贿选”，而贿选恰恰又说明选举自身尚有可争之处，选票尚能发生效力，候选人需要尊重选民。如果一场选举，形式上有“选民”、“选票”，但其结果早就内定，或者选举中拿出来让“选民”投票的职位与权力，其实最终仍由某个组织部门或一二高层人士指定。那么，这种选举才是真正的虚伪的东西。这种“选票”才会一钱不值，候选人对“选民”也不需要做任何拉拢贿赂，他需要拉拢贿赂的只是某个部门的负责人或者那个能够有最终裁决权的上层人士。这就是今天中国流行的“跑官”“买官”了。无论如何，面向广大选票、选民的“贿选”终归比专注于一二权贵的“买官”要强得多了！

前一阵子，有消息称北京通州区宋庄镇大兴庄村的村委会换届选举出现公开叫卖选民证的现象，甚至一张选票能炒到600元。此事发生后，南都的那位专栏写手 “熊培云”又坐在高高的庙堂上开始斥责大兴庄的村民不懂得捍卫自己的“民主权利”，“对民主的信心已经动摇”，骂完后又开始贩卖他那套空洞的“制度与文化上民主双重建设”理论（《民主是怎样炼不成的》）。其实，大兴庄村的农民能够将选举证炒到600元，真是让我惊羡不已。乐之在N年以前也领过几次基层人代选举的选民证，然而并没有任何人要买它，除了按照领导的意思将某个根本不认识的候选人的名字划个圈外，这个选民证就是张一钱不值连做厕纸都嫌小的废纸头。一张对绝大多数中国老百姓来说毫无价值也没有人愿意去花钱换购的选民证，在北京皇城根下的村庄里居然能被聪明的标民炒到600块大洋，真是伟大啊！要是全中国那些穷困不堪的农民兄弟手中的选举证都能卖这么高的价，那该是多大的功德善事啊！这些大兴庄的农民无疑要比虞公笔下那些八九十年前拿选票换烧饼的基层选民要厉害得多，从他们身上，我终于看到了在中国”炼成民主“的希望！

最后，回到“烧饼议员”此事上来，在民国初年，议会选举尽管有种种弊端，但是其实践仍然有不少可圈可点之处，绝大多数选出来的议员，也确实是一方之人物，无疑是乡议员，还是县议员，省议员，包括国会议员，能够选上的多半是有一定学识与资产，品行没有大问题的人，他们在民初的政治生活中也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或监督政府，或代民呼吁，或弹劾污吏，其中也有人办报、结社、组党、包括建立种种利益团体，推动地方社会公益事业。之所以如此，当然也是与选举政治有关，人人心中都有一杆秤，老百姓如果真的拥有实际的选举权，尽管他们有可能会玩玩换烧饼馒头的把戏，但是最终仍会选择有利于他们的人。关键是如何真正将选举与民生利益结合起来，让选民明白他们的选票真正有效，能够影响他们的切身利益与生活，只有做到这一点，基层民主才有一点落实的可能。不考虑这些现实，高谈阔论什么基层农民的“民主权利”、“民主信心”，全属于胡扯的话。